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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所制度是明朝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军事组织管理制度，既是一种军事制度，也是一种行政管理组织形式。关于卫所的建置，《明史·兵制二》载：“天下既定，度地害要，系一郡者设所，连郡者设卫。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，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，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。所设总旗二，小旗十，大小联比以成军。”
卫所划分为卫、千户所、百户所、总旗、小旗五个等级，至于每等所辖人数，则往往与史书所记不同。战时则多，闲时则少。为了维持卫所制度的运行，明朝还相应地建立了军护世袭制度、屯田制度、漕运制度、班军制度、征戍制度、募兵制度和驿站制度等。
卫所制度在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但是随着明代政治腐败地加深，国家治理能力的衰竭，卫所制度逐渐丧失了活力，被其他军事制度所取代。明代班军轮成京师后，成守之外还要承担沉重的杂役，军兵不堪重负纷纷逃亡，从而引起兵源的极度空虚，出现老弱病残居多现象。
卫所制是明朝特有的一种军事编制，分别借鉴了元朝的军事编制和唐代府兵制的部分特点，由于主要由驻扎在各地的“卫”和“所”组成，所以被称为“卫所制”。卫所制的崩溃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，一是由于军中腐败严重，二是军户世袭制度的崩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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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统领全国军队的最高军事机构是五军都督府，而明朝军队的基本指挥机构则是各都指挥使司，各都指挥使司由五军都督府分别管辖。都指挥使司下辖数量不等的军卫，卫下则分别设立千户所、白虎所、总旗、小旗等基本单位。
根据记载，明朝一卫约5600人，每卫下设左、右、中、前、后5个千户所，每所1120人，每个百户所则为120人，百户所设总旗2个（50人）、小旗10个（10人）。此外，还有一种单独驻扎一个地方，直接归都指挥使司管辖指挥的千户所，叫做守御千户所；还有一种称为“御”的军事机构，管2到3个千户所。洪武二十三年（公元1390年）时，全国共有内、外卫547个，所2563个。
（明朝西北卫所）
由以上记载可见，洪武年间明朝兵力高达300万左右。为了保证庞大的军队所需，减轻百姓负担，明朝又借鉴了唐朝府兵制中的经验，采取“军屯制度”，从而达到军队自给自足的目的，也就是朱元璋所说的“吾养兵百万，不费百姓一粒米”。根据记载明朝卫所中70%负责军屯，只有30%负责作战。
明朝的军队主要来源于军户，在明朝初期，军户主要由各将领手下兵马、元朝和其他义军降兵组成。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年），对这些士兵进行造册登记，从此之后这些士兵就成为了军户。
军户采取世袭模式，也就是说当兵的要世世代代当兵。军户管理极为严格，想要去除军籍除非丁尽户绝，家中有人成为高官，或者皇帝下令赦免，否则是无法去除军籍的。不过随着时间推移，军户还是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减少，为了补充兵力，后来又将罪犯或充军者纳入军籍，这些人被称作恩军或长生军。
卫所制度是明朝最主要的军事制度，由明太祖根据隋唐时代的府兵制度而创造。洪武十七年，在全国各个军事要地设立军卫，一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，以下设立千户、百户、总旗与小旗等众多单位。卫所隶属于“五军都督府”，也同时隶属于兵部。
都指挥使司大多5600人为一卫，1120人为一所，每卫设左、右、中、前、后五个千户所，120人为一个百户所，百户所设总旗2人，各辖50人，设小旗10个，各辖10人。洪武二十三年，全国有内外卫547个，所2563个。
然而，后来明朝卫所制度走向崩溃，主要原因有两个:
第一，军户的地位比较低，而且生存条件比较恶劣，导致了大量了人逃跑；
第二，和平环境与明朝国境的变化，大量的卫所被裁撤。
明朝的军户是世袭制的，管理非常严格，几乎是没有办法除籍的。除非家中丁尽绝嗣或者有人成为高官、或者得到皇帝特赦。
嘉靖八年，桂萼公布天下兵籍，仅有兵士九十七万。军士的逃亡，除生活上的因素外，与其社会位的低落亦有关，明初因需要武力，故较重视军人，其後承平日久，武力不再重要，军人地位就大为降低，加上以罪犯充军，使的军人的形象更为低下。
嘉靖年间，有些卫所逃亡军士达到在籍军士70%左右。至16世纪初，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%，许多边地驻军只剩下一半。
明代卫所制，是有明一代最重要的军事制度。据刘伯温奏立的”军卫法”，它分卫和所，一卫，兵5600人，领五个千户所；一个千户所，兵1120人；一个百户所，兵120人，百户所下有2总旗，10小旗。洪武时期，全国兵力达180万之巨，成祖时期，兵力峰值为280万，卫所制度，造就了枪戟蔽天的大国雄师。依”军卫法”，卫之将官为卫指挥使，若于要害郡城，一城数卫，非关键郡城，数城一卫。
省级军事长官为都指挥使（正2品），比卫指挥使要大（正3品），然后下面是正、付千户（正、从5品），百户（正6品），总旗，小旗。明之军户为世袭制，只体现在中下级军官子孙承继之中，而卫指挥使以上的军职，是不允许世袭的。由朝庭从武将或武举中选任承当。抗倭名将戚继光，也是承袭其父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，指挥佥事（正4品）和指挥同知（从3品）及卫镇抚（从5品），都是卫指挥使的属官。
全国的卫所，除了天子的亲军，包括锦衣卫、金吾卫等，即上12卫不属五军都督府节制外，其余卫所均由五军都督府划片统御节制，这是领兵权；同时都指挥使司，又是卫所所在地的军事主管衙门，握有练兵权。而兵部，则可以依据征战程序调动兵力、选任总兵、将军。这叫调兵遣将权。二千多年来，最雄霸天下的皇帝，非秦始皇莫属；最会设计制度的皇帝，朱元璋算是第一。这位天才的制度设计师，设计起国制、军制、政制来，简直是大师级的鬼才。
仅就设计军制来说，身为仕官出身的宋太祖赵匡胤，依据趋利避害的感觉，来个“杯酒释兵权”，给诸位将军削军权、送富贵。此乃皇帝惧藩镇的本能反应；而出身于乞儿、和尚的朱元璋，却能将各种令人头大的军政制度，吃深摸透并融会贯通，竟将大至国制、政制，中至官制，小至军制，设计成令人惊叹的左右钳制、上下犄合的榫卯政冶结构。这该需要多少的政冶直觉和制度灵感，才能将这座泱泱大国的参天大厦，设计成巧夺天工、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！
比如在国政方面，取消了宰相，势必会留下权力的真空，太祖遂引进宦官和内阁配重互衡，压住政制的底盘。在提升六部骨架的高度后，为制约其坐大，导致政制的失衡，明面以言官纠参，削百官虬枝，辅以锦衣卫之无影神侦，做压舱水四处流动填塞空隙，令大明政制稳若磐石。
又如在军制方面，卫所之上，外统之都指挥使司，内统之五军都督府，再加上个兵部。领兵权、练兵权、调兵权，在和平时，是三不相干；临战时，却三剑合壁、金光闪闪、东征西伐。领兵的不许练兵，练兵的不许调兵，调兵的不许领兵，首尾相衔、环环相扣。再说选任将官，受兵部指派授符，方可接兵，战毕，将官归朝交符，军兵回卫所耕练。真真是兵无常帅、帅无常兵。且还不影响明初的大明军队的战斗力。
这还不算。依照政制，明朝重文抑武。武将出兵征战，皆以文臣参赞。参着、赞着，就赞到总兵、将军的头上，既是颐气指使，又是指手画脚。不仅地方上的巡抚、总督是文臣，压着都指挥使一头；一旦打起仗来，将军、总兵之上，往往来个不懂军事的尚书、御史、宦官去提督军务，结果武将的地位愈加江河日下、一泄千里。令人发指的是，所有的将军、总兵到兵部领敕，必须长跪不起，方符礼制。这大明的将军当得，也实在是太窝囊了，该向太祖索赔精神损失费才是。
卫所制起承于隋唐的府兵制，具意于元末户部尚书张昶所提，初创于太祖、成祖时期，毁于病入膏肓的明晚期，后被募兵制所取代。此时，明末卫所制仅徒具其形，而无法实施生效。卫所取府兵制之寓兵于农、农兵兼具、供养自给、军籍世袭的精华，是太祖成军不扰民生的恤民战略思想的体现。历史上，大部份的开国君王都是较为明智的，也是深为体恤民力的。
当然，以太祖、成祖之神智勇武，别说卫所制度，就是国制、政制也玩得得心应手、不亦悦乎。但到了正统、嘉靖年间，卫所制度便败象纷呈、无以为继了。首先，后世帝君既无纵横捭阖之计，又是沉溺玩乐、私癖之君。或有政才无军才，或勇略有余而筹划不足，或冰心玉壶、或狐疑雄猜。反正，太祖是设计有道，后君却驾驭无计（除成祖朱棣外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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